未成年网民中，接触过网络游戏的比例达到一半以上。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本人12岁儿子因疫情被困山东老家，在家上网课期间，用姥姥手机，为游戏账号充值6023元”“小孩子上网课，用手机充值玩游戏。疫情期间，本来就没有收入，小孩子还把信用卡用了”……

近几个月，由于疫情影响，上网课一度成为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主要方式，一些学生借机偷偷玩游戏的情况屡见不鲜。消费者协会、《人民投诉直通车》、黑猫投诉等平台上关于未成年人玩游戏私自充值，无法退回的投诉居高不下。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对这些纠纷的法律解释进行了明确，未成年人“打赏”支出，法院应支持返还。

全国人大代表杨金龙也表示，作为教师，他非常关注网游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他认为亟需在游戏注册、登录、费用支付环节，引入目前已经成熟的生物识别技术，如刷脸登录、刷脸支付，并建立相应制度督促游戏平台加强事后管理。如果遇到未成年人玩网游充值等情况，相关游戏公司应简化退费流程。

追不回的游戏充值款

随着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让青少年远离手机，已经越来越难。《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其中61%的未成年网民经常在网上玩游戏。

平日里还有学校和家长的双重监督，但是疫情防控期间，上网课需要手机，监督变得越来越难。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甚至偷偷进行大额充值，金额从几百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给疫情防控期间收入本就有限的家庭造成了更大的困境。

家住河北沧州的郭敏（化名）就面临着这样的烦恼。疫情防控期间，郭敏把自己两部手机当中的一部交由12岁的儿子学习所用。没想到平时并不玩游戏的儿子迷上了手游葫芦娃，他偷偷记下母亲苹果手机的账号和密码，从2月12日到3月24日，累计充值达18000元。郭女士说身边也有家长反映同样的问题，甚至有河南的家长看到她的求助信息后联系她。

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昀锴在处理游戏公司业务的过程中观察发现，目前在网络游戏领域，投诉比较多的主要还是在未成年人身份认证问题、大额充值问题、游戏沉迷等方面。

郭敏联系苹果客服和游戏平台希望退回儿子私自充值的钱，但是平台需要她提供儿子玩游戏充值的证据，如视频等直接证据，郭敏认为这是平台有意逃避责任，“如果有视频，我就不会让他充值了。这个手机从来没有玩过游戏，银行卡也没有过充值记录。但是他们就是不退”。郭女士也咨询了律师的意见，但是听说律师费就要五六千元，而且很难胜诉，即使胜诉也不一定能够将钱全部要回，郭女士只好放弃了维权。

这类案件大多败诉，就是因为举证较为困难。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从2016年就开始接触未成年人充值、打赏案件，他表示，这些年来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消费合同效力仍然是诉讼的主要缘由，诉讼难、举证难和追回难让很多家长头疼不已。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关于网络打赏的案例及指导意见，所以导致很多家长在孩子巨额打赏消费后面临损失无法追回而听之任之的情况。

保护未成年人，仍需法律先行

5月19日，最高法相关负责人表示，司法实践中涉及到的网络打赏、网络游戏的纠纷，多数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且在游戏或打赏时，毫不吝啬，这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如果家长不追认，便属于无效的行为。

据了解，正在修改中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新增了“网络保护”一章，专门规定了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在网络上的各类行为；2019年1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也明确了游戏产业防沉迷标准。

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的完善，许多游戏厂商都对这类行为进行了规范化的处理，也提供了一些救济的渠道。但是这些防护措施显然没有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律师赵良善认为，游戏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虽进行了注册、充值的限制措施，但是这类措施仍然无法避免未成年人注册、充值，换言之，这类限制措施只是为了响应社会监督而做的形式工作。

从游戏公司的角度来说，李昀锴分析道，“实践中很多大额充值是因为家长没有管理好网银账号或者支付密码导致，存在疏忽，并非游戏公司单方责任。同时游戏公司也担心有人以未成年人充值为由申请退款损害公司利益”。

李昀锴进一步表示：“法律目前没有强制性规定赋予游戏公司事前审核义务，在技术上虽然可以做到人脸识别等方式限定用户身份，但主动承担这种审核义务将产生巨额的审核成本，既影响成人用户的游戏体验、游戏评价，又可能直接降低产品收入。与此同时，视游戏为洪水猛兽或者将责任完全归于游戏公司也是不理性的。”

来源 | 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