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赚钱，无人驾驶出租车可以说是毫无意义。”一位业内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如是表述。

近日，武汉市的无人驾驶出租车（Robotaxi）萝卜快跑在全网刷屏，网友们或欢迎、或反对、或调侃，一时间萝卜快跑风头两无，一度只能出现在科幻片中的无人驾驶看起来已近在咫尺。

不过，业内人士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大规模商业化尚需数年。亦有多位专业人士表示，要实现大规模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必须迈过社会接受度以及交通立法等多道门槛，而这些挑战甚至远大于无人驾驶技术本身。

何时盈利：业内预测5年内大规模商业化

前述业内人士表示，在去年之前，无人驾驶已经陷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资本寒冬，头部自动驾驶企业经营困难屡屡发生、上市企业股价暴跌，连如祺出行等Robotaxi企业冲击IPO都未引起业内关注。

“这几天无人驾驶出租车的爆火，为自动驾驶行业打开了一个可能赚到钱的‘泄洪口’，为什么洪流湍急？就是因为‘赚钱的需求’积压太多年了。”他强调说。

上汽集团旗下的Robotaxi企业赛可智能CTO于乾坤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介绍，人力成本占到出租车经营成本的50%，无人驾驶出租车可以做到每10辆车配备1名远程安全员，这省下来的9个人力成本，将会是无人驾驶出租车最大的成本优势。但最终要真正赚到钱，还必须依靠规模效应。

于乾坤认为，以目前行业的成本来看，当一家企业在一个城市内的无人驾驶出租车保有量超过1000辆，即可达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要实现真正大规模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需要对城市内出租车实现5%-10%的替换率。

他预计，5年之内，这一转折点就会出现，“还是那句老话，人们一般对两年内的技术发展过于乐观，但是对10年内的技术发展又过于悲观。”

7月10日刚刚在港交所挂牌上市的Robotaxi运营公司如祺出行，在其招股书中预计，2026年Robotaxi的单公里成本将低于有人驾驶网约车服务，届时Robotaxi将逐步开始普及。

T3出行方面相关负责人则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T3出行认为，大规模的Robotaxi商业化或将在五年内到来。

T3出行CEO崔大勇日前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全无人自动驾驶车如果成本低于40万元就是商业化的拐点，“前些天我看有企业已经推出一款20.46万元的量产车型，L4以上全无人驾驶，至少成本是满足了，那么商业化路径就有重大突破的拐点。五年内以10万台为目标，在中国现在大的政策环境下、技术迭代能力以及制造能力，是很有可能的。”

摩根大通研报指出，无人驾驶出租车盈利能力的关键变量（定价、车辆成本以及车辆安全员比例）的有利动向，有望在2024年下半年带来单个城市盈亏平衡。虽然对百度上海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的案例分析显示出令人失望的严重财务亏损，但该机构认为2024年下半年百度的单个城市利润率有望大幅上升。

摩根大通认为，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产生可观利润面临两大障碍：单位经济效率层面的盈亏平衡和监管部门批准城市全域运营。只要克服这两个障碍，利润就只受单位经济效率和车辆数量影响。鉴于中国电动汽车供应链高度发达，后者很容易达到较大规模。虽然很难预测当地批准城市全域运营的时间，但认为最早可能出现在2025年。

社会接受度有待考验：被替代的司机和被“混流”的私家车主

在于乾坤看来，无人驾驶出租车面临三大挑战：技术、运营、立法。其中，运营过程中所遭遇的社会接受度问题，是不少业内人士共同的担忧。

于乾坤说，闲杂人员故意阻拦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算是“善良”了，在美国，早已经出现了纵火烧车等各类恶性事件。如萝卜快跑正遭遇的舆论、突发状况等等，都是运营企业今后一定会经常遭受的挑战。

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王耀更是直言，在所有挑战中，技术甚至可以说是最无需担心的一个。

“出行行业都在拥抱、而且必须拥抱Robotaxi，然而我并不赞同所谓几年内对网约车、出租车形成替代的观点。”出行行业资深从业者白冰（化名）对澎湃新闻记者说。

在他看来，资本对于自动驾驶企业态度回暖，行业也看到了技术落地应用的曙光。在各种力量的推波助澜之下，仅仅三四百辆萝卜快跑被“被营造”出了遍地开花的假象。这一定会推动行业加速，但绝不是舆论所呈现的那样。

白冰谈道，无人驾驶出租车作为一个新业态会冲击到社会方方面面，从民生角度来说，取代司机群体后会有一连串问题；从行业上讲，不光是会改写出行行业，中长期来看，也会动摇汽车主机厂商的地位。

在社会纷纷关注网约车与无人驾驶出租车的矛盾时，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似乎被忽视了——那就是私家车主。

“再继续投车的话，大量的私家车主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投诉会不断发生，两种车的混流，是一个十分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个人作为一名私家车主，遇到（萝卜快跑）时也不胜其烦。”来自武汉的汽车业内人士李董（化名）向澎湃新闻记者吐槽说。

他表示，无人驾驶和私家车的混流将是极大挑战，“路就是给有人驾驶设计的，要真的做到混流，前提是车路云一体化真正的大规模普及，这个我只能说是更远了。”

作为汽车行业从业者，李董也表达了和白冰相近的观点，无人驾驶“不仅颠覆人、也颠覆车”，“五毛钱一公里、随叫随到，还有几个人会买车？”在他看来，无人驾驶出租车普及后，真正的共享出行也将到来，届时汽车保有量将大幅下降，这对大多数车企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特斯拉CEO马斯克其实也有类似想法，特斯拉原本计划在8月发布的Robotaxi正是利用其“低价车型+FSD”模式，一方面生产成本足够低，另一方面，FSD（完全自动驾驶）功能即将完全落地商用，两者结合打造一个趋于完美的出行生态。

无人驾驶立法挑战的核心：究竟谁来负责？

谈论无人驾驶，绕不开法规问题。

对于无人驾驶出租车的立法挑战，王耀对澎湃新闻记者强调说，目前用L0到L5对驾驶智能化进行等级划分，需要厘清的是，这样的划分其实不是针对“车可以达到什么技术水平”，而是针对“责任划分”。同样，在无人驾驶相关的立法中，责任划分也是核心之一。

王耀指出，正是由于车企不愿为自动驾驶系统担责，才会出现“L2+++”一类称谓，这不是企业的技术水平不够，而是一种避险行为。人车双方的详细责任划分，交通法并无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企业不敢迈开步伐。

不同于私家车无人驾驶，无人驾驶出租车的一大优势是，已经不存在车主与自动驾驶系统的责任划分，因为出租车运营企业与车主相当于合二为一。但业内人士指出，这并不代表其中不存在权责问题。

一名体验过萝卜快跑的武汉市民向澎湃新闻记者吐槽说，萝卜快跑虽驾驶平稳，但速度过慢，行驶过程中过于“谦让”，导致车辆在繁华路段举步维艰，日常通勤一定不会选择这种出行方式。

身为时常与无人驾驶出租车“打交道”的武汉私家车主，李董直言，“萝卜在路上动不动就停着不动，它们不是谦让，是为了避免责任。但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问题。”

在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看来，当前，自动驾驶汽车测试、示范应用、商业化试点过程中，一大难点是远程安全员的法律责任问题。

他介绍，2018年广州率先发文开展远程自动驾驶测试时，仍然使用“驾驶员座位设置在远程的”用语。也就是说，即使进行远程测试的人员也仍然属于“驾驶员”法律身份，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再如规模化开展远程自动驾驶测试与示范应用的武汉市，虽然将远程驾驶的控制人称为“安全员”，但就其法律身份却是语焉不详——“在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期间发生交通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安全员或机动车所有人进行处理。”

不过顾大松也强调，各地已开始出台相关政策为自动驾驶汽车上路提供立法保障，也要看到立法者对新兴事物的准确把握及精准立法。

近日出台的《北京自动驾驶汽车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稿）》就提供了新思路，其中规定：“车内有驾驶人的，依法对驾驶人进行处理；车内无驾驶人的，对车辆所有人、管理人进行处理。”明确将远程驾驶安全员归于“车内无驾驶人”情形，相关交通违法责任主体为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客观确定了远程自动驾驶的安全员不同于驾驶员的法律责任，有力支持了当前的自动驾驶远程测试、示范应用与商业化试点工作。

于乾坤还补充说，与交通责任划分相关的，还有保险政策，出险后如何理赔？这需要保险公司和整个行业重新探索。无人驾驶出租车这个新业态的出现，还需要有一整套全新的配套体系为之服务，这样一个庞大的配套体系，并非短期内可以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