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天骄

“近日，我所接到××星篮球培训机构家长反映机构目前未营业的情况，现我所正在核实相关情况……”

7月13日周日下午4点，原本该是热闹的上课时间，××星篮球培训机构蒲黄榆校区却大门紧闭，屋内摆放着不少杂物。门上一张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方庄派出所张贴的通告显示，“正在核实情况”“涉及学员可联系我所进行登记”。

据了解，今年5月中旬，这个知名篮球培训机构在北京的多家校区接连停课。教练离职、工作人员失联，家长们望着手中给孩子购买的高额课包，陷入了维权困境。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模式在教育培训、健身美容、零售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但随之而来的商家“跑路”、退款难等问题频发，有些时候甚至消费者刚充值就闭店，成为消费者维权的“重灾区”。

促销活动不久店就闭了

“机构负责人没来，只来了个代理人，代理人表现得非常不专业，对案情一问三不知，甚至之前都没看过案卷材料……”

7月14日上午10时许，《法治日报》记者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方庄法庭外，见到了刚开完庭的王申。

王申是一名律师，但她没想到有一天自己成了维权打官司的当事人。而这一切，都始于为孩子报名篮球课程。

今年1月，王申为孩子在××星蒲黄榆校区办理了双月不限时篮球课卡，价格2999元。寒假期间孩子上课体验不错。2月28日，机构工作人员提醒卡即将到期，建议续卡。在孩子的期望下，王申又续办了半年卡，价格7999元。

孩子每天有空便抱着篮球兴冲冲地跑去上课，可谁都没想到，机构却突然“消失了”。5月初，蒲黄榆校区在家长群通知“停电”，短期周末课程取消，提出家长们可以转至天坛校区上课。那个周末，王申带着孩子到天坛校区，发现现场人满为患，“原本十几个小孩的班，现在一节课有50个孩子，管理非常混乱。问老师，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而天坛校区在运营一两周后也彻底停摆。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近日尝试联系××星篮球培训机构相关门店，结果电话要么打不通，要么接通得知来意后敷衍几句就挂断了电话。7月初，××星官方账号仍在发布价值7000余元的暑期训练营的活动内容，并在记者咨询后回复称“北京已经有十几个校区复课了”。但从记者实地走访情况来看，目前大量校区仍在停课中。

全面停课后，家长们四处求告——现场报警，警方出面安抚后建议找相关部门投诉或起诉；拨打12345，12345将问题派给了机构注册地东城区体育局，体育局表示会尽力协调。在王申所在的维权群内，共有400多名家长，每人已买课但未消费的金额都在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星官方给出了两个调解方案：一是通过转课小程序将课转给其他机构；二是为保障老师和场地成本，家长们额外每节课每人再交80元，另选场地上课。

王申不吐不快：“这是商家自行变更了原来的合同，还强行加价。”在机构出现问题后，她通过复盘发现了一个之前未在意的细节——今年2月再次购卡时，对方发来的收款二维码的收款人并非××星公司，而是江苏苏州的一家公司，两家公司的实际控股人为同一人。多名家长表示遇到了同一情况。于是，王申将两家公司一并起诉至丰台区法院。

“目前在等判决结果，即使判决机构退费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执行。”王申无奈感叹，“维权路漫漫”。

消费者多方维权却无果

除少数家长接受了机构提出的解决方案外，大部分家长都感到无法接受，各自走上了起诉退款的道路。

强女士在蒲黄榆校区续办了100节课程，支付17800元。当时销售承诺“课程不会过期，不管上几年都能上完”。然而，强女士带孩子刚上完旧课包，新课包尚未启用，校区便以“装修”“停电”为由闭店。当强女士提出退费时，销售已离职失联，“打总部电话不通，找负责人无门”。她选择起诉，目前案件尚未进入正式诉讼阶段。

王先生在××星龙潭校区为9岁的儿子报名了60课时的课程，付费约11960元，没过多久机构就突然“跑路”，此时剩余课时费用还有8000多元。王先生和多名家长一起选择向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法院组织王先生与其他家长和机构负责人进行调解，调解结果是按80%的金额退费。除一户家庭没同意，执意要起诉外，其余家庭和被告都同意了该调解结果。

截至发稿日，王先生等人尚未拿到调解书，他对后续是否能拿到退款充满担忧。

不少消费者在类似门店“跑路”后都经历过这样的遭遇——想方设法维权，结果一无所获。

2023年，张女士在上海闵行区其所住小区附近的一家健身房办理两年期通用卡，支付8500元。使用不到半年，该门店没有任何预兆突然关门。张女士联系总部客服，对方提出转至3公里外的其他门店，并称需额外支付3000元“升级卡种”才能使用，她没有同意。之后半年间，该健身机构门店接连闭店，她最终陷入无店可用的境地，钱也没退回来。

北京朝阳的金女士则在教培与服务类预付费中多次踩坑，且最终都自认损失。前年夏天，她为孩子报了5000元的架子鼓培训班，上课未过半时，机构借“周年庆”推出低价大课包，她又充值8000元。然而充值后仅4天，机构在无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歇业。家长群中虽有人起诉并胜诉，该机构法定代表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但钱款仍无法追回，耗时耗力却无果。

而之后金女士又为孩子报了游泳课，培训机构同样“跑路”。她购买的大课包花费约2万元。机构闭店后，仅留下转课机构联系方式，剩余课时可置换为其他机构的美术培训、美容美发等服务，但置换过程中还需额外消费——如拍摄儿童照片后被推销高价底片。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为缓解预付式消费门店“跑路”乱象，相关部门做了不少努力。

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聚焦司法实践中的痛点难点，进行了系统性的规则安排，为各级法院统一裁判尺度、精准打击“卷款跑路”提供了重要指引。

商务部发布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对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特定行业的预付卡发行与兑付提出了原则性要求，旨在从源头管控资金风险。

多地也开展积极探索，如《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对预付卡发行规模限制、资金存管、信息披露平台建设、失信惩戒等方面进行了更细化和更严格的规定。

今年6月，浙江省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指导美团平台推出“安心乐生活计划”，目前已吸引杭州9000余家商家入驻，承诺“灵活付费，门店‘跑路’平台赔付”，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保障。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相关规定仍有待进一步落地。比如，××星事例中，北京虽有对预付式消费门店进行资金监管、设立托管账户的相关规定，但王申等人在维权过程中发现，钱款实际未进入规定的托管账户。政府监管中，体育局难以掌握企业合同台账和资金实际流向，家长退费无资金保障，维权时连资金去向都不清楚。

“当‘跑路’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生意经’，当监管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落地，信任的纽带一旦出现裂痕，谁还敢放心消费？”有受访者呼吁，别让“预付无忧”变成需要碰运气的奢望，应该通过强化监管让消费者敢消费、安心消费。

来源：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