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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购保健品被“打假”索赔近百万,有打假人因涉嫌敲诈勒索被立案侦查

新京报2026.11.19 10:23

  近日,有代购商向新京报记者反映,多名打假人士疑似有组织地“知假买假”后再索赔。他们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代购商,从海外代购单价上千元的保健品,收货后以“无中文标识”“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等理由,在重庆、河北、黑龙江等地法院起诉代购者,主张“退一赔十”。

  记者梳理发现,相关诉讼的案涉产品均为含NMN成分的保健品,原告的购买方式、起诉理由和主张均相似。近两年间,上述多名打假人士针对代购商的民事诉讼总数达数十起,主张的赔偿金额总数接近百万元。判决结果并不全都支持原告,即打假人。原告是否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该商品,成为影响判决的关键因素。

  被“打假”的部分代购商,系出境旅游领队、留学生、全职主妇或个体经营者。他们表示,代购或作为中间商售卖涉事保健品,并非其日常收入的主要来源。“本想赚点差价补贴家用,谁想到会惹上官司。”一位在家照看孩子,空闲时做代购的女士说。

  “这是借打假的名头恶意牟利、敲诈勒索。”一名代购商认为。

  对于代购商的说法,两名涉案打假人士均予以否认。他们认为,通过打假监督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合法合理。

  在此情形下,有代购商选择了报警。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广东省中山市公安局古镇分局已于2026年8月12日对多名打假人涉嫌敲诈勒索立案侦查。11月17日,当地警方表示,案件还在侦查办理中,检察院尚未批捕,目前多名涉案打假人处于取保候审中。

▲一名打假人士和一名代购商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一名打假人士和一名代购商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当中间商赚差价,却被起诉“退一赔十”

  代购商周凯回忆,2025年7月19日上午,一名网友添加他的微信,询问能否帮忙购买“儿童增高丸”。

  不久前,周凯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篇帖子,记录孩子在服用一款日本生产的保健品后,身高明显增长的情况。那名网友就是看到帖子找来的。

  保健品是周凯从一位相识的出境导游处购买的。对方每次从日本回国时,会携带一批,单瓶售价约700元,比电商平台的进口购买渠道便宜不少,平时在朋友圈推销,周凯看到后购入给孩子服用。

  见产品确实有效,自己又认识上游货源,他想试试中间商代发赚差价,“卖一瓶挣一百多块。”

  那名网友表示,自己的孩子“不长个”,想买4瓶试试,“吃一个疗程再稳定一瓶。”随后,网友提供收货信息,通过支付宝和微信分别转来部分货款,共计2888元。

  当天,周凯支付给上游2050元,发货给那名网友。7月21日,网友确认收货,并询问每日服用剂量。后来周凯查看交易记录时发现,收货大约3小时后,网友在微信财付通申请下载支付转账电子凭证。

  此后,两人再无交集,直到2026年4月1日。

  那天周凯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正是那名购入保健品的网友,声称产品不合法规,将起诉周凯,要求“退一赔十(退还货款的同时,赔偿十倍货款金额)”。

  周凯质疑对方是敲诈勒索。

  “你可以报警,也可以对法院说是敲诈。”对方说。

  不久后,周凯又接到一通来电,对方自称法院工作人员,询问是否愿意庭前调解。他不知如何作答,挂断了电话。

  大约三天后,周凯接到当地法院的短信,通知他已被李某某(上述网友)起诉。据起诉状,案由为产品责任纠纷,理由是“涉案产品未标注中文标签”“成分中含有我国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非普通食品原料”,以及无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周凯的遭遇不是个例。多名代购商均向记者表示,打假人通过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私信询问购买事宜,后添加微信确定细节,再通过支付宝和微信分别转来货款。每单购买数量为1到5瓶。收货后会继续询问服用剂量等问题。

  几个月后,代购商会接到打假人的来电,得知自己将被起诉;随后,接到自称法院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是否同意庭前调解;最后,接到当地法院的通知短信。

▲打假人士和代购商在开庭前协商赔偿事宜。受访者供图▲打假人士和代购商在开庭前协商赔偿事宜。受访者供图

  相似的案件不同的判决

  今年6月,原告李某某与被告周凯产品责任纠纷一案在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李某某的主张聚焦产品。他认为“涉案产品为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要求“退一赔十”。原因有三:一是涉案产品无中文标签、 生产日期、 境内代理商名称等我国食品安全法强制规定标注的内容。二是涉案产品成分中含有我国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非普通食品原料,即NMN(一种自然存在的生物活性核苷酸)成分。三是涉案产品产地为东京,属于日本核辐射地区。

  周凯的主张则主要针对李某某的购买动机。被起诉后,他通过网络找到经历过类似诉讼的代购商,沟通后发现,不少人都被李某某起诉过。

  他辩称,2025年3月至8月,李某某向至少 13名个人卖家购买24瓶NMN类产品,对其中8人提起诉讼。从他的购买数量和频率看,远超正常消费者的生活消费需要。

  周凯主张,李某某属于职业索赔人,其个人在重庆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提起的同类诉讼达231件,其团伙在重庆全市法院提起的同类诉讼达391件,十倍赔偿均未获得法院支持。

  最终,法院没有支持李某某主张的十倍赔偿。法院认为,庭审中李某某认可从不同商家处购买过同一种商品,目前起诉8家销售者,且他在本案之前,已经起诉有大量类似索赔案件,“故可以确认原告购买商品的目的并非用于生活消费。”

  记者梳理发现,对原告购买动机的定性,是影响判决的关键因素。因此即便是同一原告、类似产品、在相近地区的法院审理,也会出现相反的判决结果。

  2025年10月,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类似案件中,原告正是李某某,他从被告处购买了一盒单价3500元的NMN保健品。以类似上述案件中的起诉理由主张“退一赔十”。

  然而这一次,法院支持了他的主张。法院认为,“被告作为销售者,应当保证销售产品符合食品质量安全标准。”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案被告仅辩称,“案涉产品是在其他人处购买的,被告并非专业经营者,案涉产品无质量问题,无中文标识仅为包装合规性瑕疵。”未质疑李某某的购买动机。

  同一年间,同为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另一起同类案件,却因对购买动机的不同定性,产生了不同的判决。

  法院认为,案涉产品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货款,但不支持原告主张的惩罚性赔偿。

  其中,原告在2025年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多次购买 NMN 产品、购买后未食用和拆封、径行提起诉讼等,“其购买行为明显超过普通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结合庭审中原告包括购买案涉产品在内购买6单含有 NMN成分的产品并提起诉讼主张惩罚性赔偿的陈述,“其购买行为不属于因个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案涉产品。”

  此外,法院查明,原告2020年以来在重庆市范围内涉180多件产品责任纠纷或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执行案件。其中一案中,原告购买某同类产品2盒,该案判决被告退还购物款1700元并支付原告惩罚性赔偿8500元;另一案中,原告购买同类产品1盒,该案判决被告退还货款2350元并支付原告惩罚性赔偿23500元。原告自述除本案外,另购买了5 单涉NMN的产品,上述产品没有拆封或者食用,提起了诉讼。

  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判决上诉,请求改判为“退一赔三”。二审法院仍认为,被告的购买行为“超过了普通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需求”,不予支持,最终维持一审原判:被告退还原告货款,承担部分案件受理费。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今年5月15日,李某某起诉的另一起类似案件在黑龙江省方正县人民法院审结,法院未支持其主张的十倍赔偿。

  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某某频繁购买标签或成分存在问题的商品,购买之后向人民法院起诉销售者主张十倍赔偿,已成常态,其对商品的类似瑕疵的认知要远远⾼于普通的消费者,类似的商品瑕疵和缺陷已不⾜以对其形成误导……”

  11月17日,李某某告诉记者,自己通过诉讼、举报打假上述NMN产品的行为合理合法。他提起诉讼的案件中,超过九成的判决支持了他的惩罚性赔偿主张。即便没有支持惩罚性赔偿,“但都认定了产品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对此类产品和代购行为的质疑,是他打假的初衷。他认为,上述案件中的购买行为并非偶发委托购买。首先发货地址均位于国内,其次价格明显低于国外同品牌同款产品的官方售价。依次可判断,被告的行为不同于受托前往海外代购商品回国。

  李某某称,自己确因相关打假行为被控涉嫌敲诈勒索。目前,他正处于取保候审。

  ▲打假人士举报代购商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的一份户籍查询资料,载明了代购商的个人信息,并印有外地派出所的公章。受访者供图

  代购商个人信息遭打假人套取利用

  2025年10月4日,另一名网友私信周凯,咨询购买同款产品,后支付1376元购入两盒。 10月7日,网友确认收货。

  “当时很开心,只是发一个帖子,就有两个人买了,毕竟不便宜。”周凯回忆。事实上,这是他作为中间商唯二成交的订单,两位购买者均为打假人。

  2026年6月,周凯接到河北省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来电,称他被杨某举报,涉嫌销售不合法规的食品。理由与上述民事案件起诉原因相同,对方主张“退一赔十”。

  周凯注意到,举报材料中有一份户籍资料查询结果证明。上面载明了他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户籍地址。

  照片显示,证明上的公章为一南方某地的基层派出所,出具日期为2025年10月10日,即网友收货后的第三日。

  “我从没告诉过两名购买者姓名、身份证号和住址等信息。”周凯很惊讶,自己也从未和上述派出所有过交集,于是致电该派出所询问。

  “对方诈骗的,这是假的。”工作人员表示,上述派出所所属公安局已就此事立案,或是有人私刻公章导致此事。

  据其他代购商提供的照片显示,类似案件的另一名被告也曾发现过上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资料查询结果证明。该被告询问后,收到派出所的回函称,“从未出具过关于被告的户籍证明。”

  多名代购商表示,在从未向打假人士透露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当得知自己被起诉立案时,他们都会在原告的起诉状中发现自己的真实姓名、电话与户籍信息,这令他们感到担忧。

  据开庭笔录,2026年11月5日,李某某起诉的一起类似案件庭审中,审判员询问原告代理人(李某某未到庭),原告是如何取得被告身份信息的。原告代理人称,原告通过无讼平台付费找律师帮忙查询,还称:“原告说他买到不合格的产品就会委托律师去查。”

  “真是防不胜防。”代理商渐渐总结出这类“打假人士”的套路:付款后申请转账凭证,可能就是为了尽早固定“证据”。通过至少两种途径转账,是为了尽可能套出姓名、电话等个人信息。

  “这叫‘三码合一’,确保起诉的是你本人。”周凯说。

▲打假人士通过微信向代购商转账部分货款,剩余货款转到代购商支付宝账户。受访者供图▲打假人士通过微信向代购商转账部分货款,剩余货款转到代购商支付宝账户。受访者供图

  颇具争议的“NMN”产品

  记者梳理发现,此类具有争议的民事诉讼案件中,涉案产品均为在海外生产的、含有NMN的保健品。关于此类产品的诸多争议,也是影响法院判决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公开资料,NMN,全称即“β-烟酰胺单核苷酸”,系一种自然存在的生物活性核苷酸。部分生产商宣称,该成分具有抗衰老、维护心血管健康、提升大脑功能等功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经营司曾在2021年印发《关于排查违法经营“不老药”的函》指出,目前NMN(烟酰胺单核苷酸)在我国未获得药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和新食品原料许可,即在我国境内,NMN不能作为食品进行生产和经营。

  该文件常被此类案件中的原告援引。上述支持被告主张的案件判决中,法院正是依此认为被告作为销售者未尽查验义务,存在过错。

  2024年4月,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发布的《关于跨境电商渠道购买含NMN成分食品的风险提示》指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按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相关商品符合原产地标准或技术规范要求,但可能与我国标准或有关要求存在差异。

  近年来,相关部门对于NMN的政策仍未有定数。

  今年3月15日,北京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公开了一则类案判例,判决未支持惩罚性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虽涉诉产品在我国未获得药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和新食品原料许可,但考虑到NMN在人体内、水果、蔬菜中自然存在,不能仅以含有NMN而推定认为必然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经法院调查,原告在购买前知晓产品相关信息,目前无证据证明涉诉产品存在有毒、有害、不符合营养要求等对人体造成危害的食品安全问题,故关于原告主张涉诉产品存在食品安全问题要求赔偿,证据不足。

  “打假人士不应以委托人的身份重复在类似案件中,否则属于‘知假买假’。”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巍表示,这违背了《民法典》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而该原则是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发布的《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提到,法院支持此类诉讼请求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购买行为不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人民法院可以综合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消费习惯、购买者的购买频次等因素认定购买者每次起诉的食品数量是否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

  另一方面,如何界定被告的代购行为,是影响判决的关键因素之一。如系偶发委托代购,即偶尔代购较少商品的个体行为的话,便不应按经营性行为处罚。但如果存在囤货、大量转卖挣取利润的情况,即应认定为经营性行为,适用相应法规处罚。

  此外,如果行为人试图以起诉、举报等方式,令代购商恐慌,胁迫其支付一定金额的赔偿;或试图令代购商“花钱消灾”,支付赔偿便可撤案、撤销举报;依据涉案金额及是否存在虚构情节,行为人或涉嫌敲诈勒索。

  朱巍认为,只有在同时满足原告的购买行为未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被告的代购行为系经营性行为时,法院才应支持被告主张的惩罚性赔偿。“否则可能会助长敲诈勒索式索赔的出现,损害营商环境和网络信用。”

  “从现有法规看,即便在食品、药品领域‘知假买假’,行为人依然具有请求惩罚性赔偿的权利。”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常莎律师表示,惩罚性赔偿是为了激励社会监督,因此可以容忍不纯粹的购买动机,这可能是部分法院判决支持打假人主张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代购行为是否合法,与打假人的索赔是否成立,是两个独立的法律评价,不能互相抵消。代购者不因对方是职业索赔人就一定合法,打假人也不因代购者违法就能取得超出法定范围的赔偿。

  判决之间的差异,可能因为法院对同一交易中的事实定性不同。

  常莎认为,事实确凿、数额合理的投诉举报与起诉,是受法律保护的打假。但数额远超合理需要、反复索赔或并非为生活消费而提出的主张,就是恶意牟利性索赔,属权利滥用。一旦虚构情节、以要挟手段索取财物或令被害人因恐惧而交付的行为,即涉嫌敲诈勒索。

  常莎强调,从制度设计上看,《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是考虑到监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个体消费者面对经营者属于弱势,故立法将监督的动力交给有切身利益的人。

  而职业索赔,是将惩罚性赔偿从监督工具变成牟利手段,导致违法行为继续存在。此外,大量小额诉讼与模板化的投诉,挤占了本应用于处理真实纠纷的司法与行政资源,不利于矫正违法。

  常莎注意到,针对这类情况,司法判例已经出现倾向性,对于职业索赔,“合理生活消费需要”审查趋严。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收窄了套利空间,赔偿被压到与成本相当。“当诉讼不再划算,恶意索赔将有效减少。”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 杨海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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